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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月7日.“大放河口”的翌日,毗邻香江的20公里海面上.漂浮着数百具尸体.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。眼前,天空阔远.万籁俱寂,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东起沙头角,中至下步庙.南到红树林蛇口.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。
似乎比运动中还要疯狂,运动结束后,大陆民众从极端的政治高压中解脱出来。沿海一带,老百姓们通过境外的亲朋好友接触了更多的信息,加上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,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在民间浮现出来,“逃港”高潮却再次突如其来。
较之以前,运动刚刚结束的“逃港”风波,人员更广泛、势头更迅猛,甚至引发了局部的社会恐慌。运动中,“逃港”人员主要由三部分构成,即困难群众、知识青年和“阶级异己分子”。运动过后,不少普通市民、基层干部,甚至一些十多岁的中学生都加入了这支队伍。
在羊城,各个收容所中便经常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因偷渡而被遣返的少年。在珠三角很多地方,“偷渡”更是公开的秘密。哪家有人“偷渡”成功,家人不仅不避嫌,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,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,大放鞭炮,以示庆祝。
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,党支部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*渡事件,他们乘船外逃之时,竟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饯行。
对越演越烈的“逃港”,当时的边防几乎已无能为力,如果再加强力量,从全省甚至全国调集军警过来,势必造成不良影响。除了给国际社会留下不好的印象以外,更重要的是,大规模的武装拦阻搞得不好有可能引起民愤,形成突发的群体性事件。
高层视察后得出了结论是:“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,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。”
首长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,发展经济,“生产生活搞好了,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。逃港,主要是生活不好,差距太大”。
当时,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.70到1.20元,而香江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-70港币,两者差距悬殊近100倍。在一些地区,普遍流传着“辛辛苦苦干一年,不如人家8分钱”(指寄信到香江叫亲属汇款回来),“内地劳动一个月,不如香江干一天”的说法。这也诱使许多人“前赴后继”般逃亡香江。
最高决策者从“逃港”这一历史怪圈中再次认识到,光是靠“堵”是堵不住的,必须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。
物极必反。屡禁不止的“逃港”事件直接催生了经济特区产生。长期的反偷渡斗争,使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认识到,光靠严防死守是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的,必须另辟蹊径。明年,经济特区在“逃港”最严重的鹏城市率先建立,由此拉开了旨在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改革开放的序幕。
秋味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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